阅读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十个主要公共政策

双语教育(1960年、1966年)

语言隔阂是种族和谐的障碍。打破语言隔阂,是建立多元种族国家的重要基础……这一点必须从学校做起。——王邦文(教育部长,1965年)

1965年,新加坡独立后,政府意识到一个共同语言对多元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于是,新加坡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政策,一方面能通过共同语促进社区间的沟通,另一方面又能让不同种族保留自己的文化。

然而,当时大多数的华人都使用方言。为统一所有华族方言群,华语被选定为华人的母语。而为团结各族,英语则成为全国的共同语,此外,英语也能让新加坡更便于与世界交流。

这项政策对华人社群的影响,是华语在家里更广泛使用,以及对英校的偏好。在15年的时间里,华校的新加坡华族学生的入学率下降到原有的10%。此外,新加坡华人的年轻一辈里,不能流利使用方言的情况也愈加严重,但这有助于消除方言群之间的鸿沟。

讲华语运动(1979年、1990年)

新加坡华人如今面对一个问题。我们的语言有十二种方言那么多。孩子在家里说方言,在学校则学习英语和华语。经过20年的双语教育,我们知道很少孩子有能力应付两种语言和一种方言……许多人最终都只讲英语和方言。——李光耀(新加坡总理,1979年)

新加坡的“讲华语运动”在历史上推行过两次。1979年的第一次实施,是1966年双语教育政策的后续行动。这项运动的推出,源于吴庆瑞博士发表的《吴庆瑞报告书》,其中有他评估新加坡教育体系后的一些重要结论 。报告显示,华族学生在家中用的仍是方言而不是华语。因此,时任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宣布推行“讲华语运动”,以鼓励更多华人讲华语。该运动非常成功,导致年轻的新加坡华人无法再以流利的方言沟通。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,说方言的华人家庭降低了28%。

新加坡华人十分务实。在一项针对新加坡中学生的调查问卷中,华语检讨委员会发现,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普遍认为,学习华语是为了能通过考试……致于英语,无论是来自讲华语或讲英语的家庭,他们都认为掌握英语能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。——王鼎昌(新加坡副总理,1992年)

到了1990年,政府再次推行“讲华语运动”,只是这次,这项运动不再针对方言,而是旨在提高学生对华语的兴趣。此时,家长和孩子都认为英语是更实用、更时尚的语言,也觉得掌握英语就意味着前途无量。政府担心双语政策正失去效力,于是重新发起了“讲华语运动”,以强调学习华语的重要性。同年,政府成立了以王鼎昌为首的委员会,探讨改善华语的教学方法。

课外活动的推行(1966年)

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和青年活动,不仅能促进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品格发展,同时也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团结合作的机会,从而让他们学会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,并达到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最终目的。——王邦文(教育部长,1965年)

1966年,继双语政策的推行后,政府意识到不同种族的学生需要有互动与交流的机会。学校于是开始推出课外活动,为学生提供团结合作的机会。无论种族,只要志同道合,就能一起参与活动,消磨课余时间。这种跨越种族的课外活动,如今已成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感的一部分。

1999年,“课外活动”改名为“课程辅助活动”,以强调这些活动是新加坡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如今,课程辅助活动对种族和谐的提倡,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新加坡的公共假日(1966年)

新加坡公共假期的分配,与四大种族和各大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为达到一视同仁,各个种族与宗教都享有同等数量的公共假日。例如,华人庆祝农历新年放假两日,而马来人也有开斋节和哈芝节这两日。基督教徒有耶稣受难日与圣诞节两日,而印度同胞则有屠妖节与卫塞节,同样是两个假日。卫塞节当天,华族的佛教徒也会进行参拜。

国民服役(1967年)

1967年3月14日,新加坡国会通过国民服役(修改)法令,所有18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必须服兵役。国民服役对当时的人来说并不陌生,早在1954年,在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时,英国殖民政府就曾经提出国民服役,但遭到了华校中学生的强烈反对,导致了1954年和1955年的华校学生运动,造成了人命伤亡。

1967年,新加坡的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入伍。他们接受体检之后,就被分配到四个部队的其中之一。当时,百分之十被选为全职服役,其余的则兼职于人民防卫部队(People’s Defence Force)、自卫队(Vigilante Corps)以及特警团(Special Constabulary)。

此后,各部队的规模逐渐壮大,服役人员的分工也更加复杂。如今,服役人员不仅是保卫新加坡的武装力量,他们也必须参与反恐的防范工作,应对自然灾害,以及对抗全球大流行疾病传播。1975年,新加坡成立第一支全职国民服役警察部队,负责和平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紧急情况下的特别行动。1981年,新加坡民防部队招募了第一批服役人员,以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期间为国家提供紧急服务。如今,服役人员的角色不断蜕变,新加坡的国民服役也必须与时并进,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与应对潜在的威胁。

此外,国民服役也是新加坡男性的共同经历。无论种族或宗教,他们都在国防和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国民服役也将不同背景、不同种族的新加坡人集中在一起,促进了人与人间的交流,,一起维护国家安全。这个共同经历,让国民服役人员学习相互理解和尊重,同时也让他们深刻体会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。

巴刹与小贩中心(1971年)

在新加坡,小贩文化已融入我们的生活。小贩中心是我们与家人联系的地方,也是旅人回国后的第一个去处。无论种族、宗教、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,大家都喜欢到小贩中心去。——傅海燕(文化、社区及青年部部长,2018年)

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其实由来已久。早在英国殖民时期,就有许多的路边摊与街头小贩。甚至在二战时期,街头小贩也一直在蓬勃发展,直到独立后的那段时期。

尽管街头小贩自1932年以来就必须持执照经营,但在1970年代,政府意识到必须根据街头小贩的位置对他们进行监管,以避免人满为患。随着本地各政府组屋区逐渐形成,政府开始在这些组屋区里建立小贩中心,为国人提供价廉物美的食品。

小贩中心是一道反映我国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的风景。这些空间,成了所有国人聚集与用餐的公共场所,在这里,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品尝到不同种族的美食。自2019年3月起,新加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,把这个独特的小贩文化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”。

种族融合政策(1988年)

如果不同族群分族聚居,在接下来的10年至20年内,我们就会回到原点,回到新加坡独立前的处境。人们分族聚居,不同种族的国人就少了交流与沟通的机会,无法彼此了解。 ——丹那巴南(国家发展部部长,1989年)

为了避免出现人口拥挤的情况,并改善生活环境,政府推出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,向人民出售政府组屋。如今,八成以上的国人都住在这一栋栋高楼大厦里。政府组屋是新加坡社会的缩影,“种族融合政策”确保了每个社区都住着各个种族的群体。这项政策促进了社会凝聚力,以及我国的种族和谐。

集选区制度(1988年)

这项制度,要求参选的集体里必须有来自各大种族的代表,这支团队永远都是多元种族,而非仅由同一种族组成。如此一来,他们在竞选时也会采取温和、包容的态度,以避免种族极端的情形出现。——吴作栋(卫生部长、国防部长,1982年)

政府如何在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,确保国会永远是由多元种族的议员组成?一名非华族候选人或许因种族、语言甚至宗教的关系,无法让大多数的国人产生共鸣。因此,集选区制度初时推行的目的,是为确保国会的少数种族代表达到一定比例,并且保证国会永远都是多元种族,而非仅由同一种族组成。

公民与道德教育(1991年)

新加坡的小学与中学课程里,都有公民与道德教育。公民与道德教育课让学生更能理解新加坡不同的种族与文化。这些课程还包括了各种活动以及文化之旅,让学生能切身经历,从而更珍惜我国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的特色,也更明白种族和谐得来不易。

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,是一个促进文化和种族之间相互了解的特别节日。学生们在校园里庆祝种族和谐日,而社区发展理事会也会举行为期一周的活动,让居民参与其中。

全国族群与宗教互信圈(2002年)

恐怖主义威胁确确实实地存在。我们不能将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信任与和谐视为理所当然。为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, 我们的宗教领袖指明了道路。全国族群与宗教互信圈在促进社会的团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,尤其是在危机时期。要保卫我们的国家,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,维护种族和谐。——傅海燕(文化、社区及青年部部长)

鉴于911恐怖袭击事件,新加坡建立了全国族群与宗教互信圈。新加坡的每个选区都有一个互信圈,全国共有89个。由于每个选区都有不同种族社群的参与,互信圈的成立是为了防止种族和宗教之间产生任何误解。互信圈同时也能防范极端分子的蓄意破坏,并且在宗教、信仰与习俗上,起到了教育大众的作用。